发现鸽子山

考古人员清理火塘遗迹。

王惠民

鸽子山出土文物。

王惠民在考古现场。

鸽子山出土文物。图片由《文化银川》栏目提供

每天清晨，太阳还未破晓之时，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工地上就已有人忙碌起来。一群年轻的来自海内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这片植被稀疏之地，已工作了两个多月。工作人员里还有一位受人尊重的精神矍铄的古稀长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位老者，才让鸽子山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他就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惠民，第一个发现鸽子山遗址并对其进行实地考察的考古研究者。

鸽子山是块宝地

王惠民与鸽子山渊缘深厚。1990年夏秋之交，王惠民途经贺兰山麓时，发现这座平顶小山山脊下有多处天然泉眼，地表散布着零星的红陶片，随处可见人工石片及石器。“这样的地貌，非常适合远古人群居住和活动，地下可能藏着宝贝！”王惠民一行当即采集了数百件器物，也就由此揭开了鸽子山旧石器考古的冰山一角。

“鸽子山是一块宝地！这里一定会有重要发现！”职业敏感让王惠民对鸽子山做出了判断，之后他又多次对鸽子山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非常破碎的红陶片，沉积在地面上的还有一些石器、石制品。第一次发现就有400件左右。当时我就断定不能把这个遗址简单地当作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

王惠民还有重大发现。某些石器，在成熟的石片技术的基础上，还显露了部分细石叶的加工技术。“这种加工技术，加上一些两面器的剥痕、剥片，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端这样一个大（时间）段内的东西。”

高科技考古的应用

2013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利用高科技开始对鸽子山遗址进行系统调查。通过精耕细作地发掘辅之以现代信息科技和高分辨率的测年，鸽子山考古发现惊人。仅仅在100平方米区域内自上而下就发掘出了基本完好的3个人类活动的原生地层和1个含大量遗物信息的再堆积层位。

这是考古界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距今约1.2万年～5000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期的文化演化序列。9000多块被火烧烤表面龟裂变色的烧石、600多件打制石器、70多件细石器类石器尤其是200多件磨制石器和磨盘、磨棒等磨食工具的出土，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那次的鸽子山遗址考古发掘，考古人员还首次在国内大规模使用植物考古浮选法。这意味着从遗址清理出来的所有土样都要经过水洗筛选，筛洗后的样本要带回实验室在显微镜下仔细挑选。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由此也带来了惊人的发现。

据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赵志军主任介绍，通过这种浮选法，现已发现距今1.2万年前的早期草类植物种子909枚。同时对原地埋藏出土的石磨盘进行了残留物分析，还发现了植物淀粉的残存，这表明鸽子山的“原住民”当时已经开始大量利用植物资源。

“新仙女木”时期的鸽子山

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石器，在考古工作者眼中则有可能见证了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在鸽子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磨盘，还可以带出什么信息呢？

在距今1.29万年之后的1000年间，北半球遭遇了一场突然降温，这场事件被称为“新仙女木”时期，其中极寒期长达150年。在鸽子山发现了典型的两面器与贺兰尖状器，反映出在“新仙女木”时期后，人类为应对严酷的生存环境需要携带更为便利的工具。

“随着‘新仙女木’时期的来临，鸽子山的原始先民们艰难地跋涉在贺兰山山间的旷野上，寻找着食物。由于天气寒冷，动物数量减少，许多植物也开始变得矮小，为了生存下去，古人类不得不开始使用一些特殊工具来获取植物种子。这种看似原始但是在当时来说超前的行为模式，支撑着古人类的繁衍生息。”这样的画面，不止一次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彭菲的脑海里，“这些证据为我们研究农业起源提供了最新的早期材料。”

不仅是石器加工，在鸽子山遗址还获得了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已知的石器时代最小的5枚微型器物，直径均不足2毫米，用鸵鸟蛋皮等材料制作，加工精细。通过鉴定，考古队员认为此物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装饰物，可以证明鸽子山古人类的审美实践，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当时人类的复杂技术与认知能力提供了绝佳样本。

鸽子山遗址的发现，引起中外考古研究者的极大关注。1993年至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对鸽子山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通过对此次考古出土遗物的研究，王惠民发表了首篇关于鸽子山遗址的考古报告。报告中，他首次提出鸽子山遗址是我国晚更新世末期的一处重要古人类遗址。王惠民的这个判断，后来经过权威机构的碳十四测定，得到证实。（记者 乔建萍）

稿件来源：银川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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